唐恪(?～1127年），字钦叟，杭州钱塘人，北宋末官至少宰兼中书侍郎。四岁丧父，后袭父职做官，调任郴县尉。县里人被害而尸体未找到，县吏抓了他的邻居进行逼供，唐恪说：“我作为县尉没抓到真正的凶犯，怎能再冤枉无辜之人?”于是，亲自出外查访找到真凶。改任榆次知县，有富豪子弟在乡里称霸，包庇逃亡的坏人，不交纳国家赋税，官员不敢过问。唐恪晓之以理，使之醒悟自悔，改变错误成为有德之人。因政绩升提举河东常平、江东转运判官。

大观(1107～1110年）年间，牂牁(今贵州瓮安)归附朝廷，唐恪任屯田员外郎，持节招纳，以诚相待，使土著人放下武器，欢呼听命。因奉使称职，升右司员外郎、起居舍人。奉命迎接辽国使臣回来，他建议及时修治河北边备，得到徽宗赞赏，升都转运使，加集贤殿修撰。后得罪宦官，降任直龙图阁、梓州(今四川三台市)知府。

政和六年(1116年)，任沧州知府。当时黄河溃决，水犯城下，唐恪登城救理灾民。水利官员孟昌龄移文要求提供船和军队，唐恪拒绝。他的理由，水势正恶，船要备急用，沧州处边境，军队须有圣旨才能动。孟昌龄弹劾他，唐恪不仅不改，反而加紧治水，最终保全一城，得到朝廷嘉奖。他又上奏请求减免灾民负担，因而得到百姓拥护。不久，升龙图阁待制、扬州知府，后任户部侍郎。京城开封大水，汴河将溢，朝廷让唐恪负责治理。有人提出决南堤来减缓宫城的压力，唐恪反对这种害民的办法。他乘小舟四处寻察，找利导之处，最后决金堤让汴水注入黄河，十多天后，水位恢复正常。徽宗慰劳他时说：“宗庙社稷获得安宁，你出了大力。”他乘机进谏：“水患或许是老天用灾害在告诫陛下啊，敬请皇上关注时事，更加谨循天诫。”

宣和元年(1119年）初，任尚书，后遭宰相王黼陷害，降任滁州知府，后又降任管鸿庆宫。五年，召任吏部尚书，后改户部。七年，任杭州知府。

靖康元年(1126年），金兵入侵汴京，因主和派李邦彦推荐，唐恪入京参与枢密院事务，任中书侍郎，后又任少宰兼中书侍郎。唐恪为相，无济时大略，顺从主和派意见，同意割地求和，金兵逼近京城时才后悔。唐恪建议让太子居守京城，钦宗移驻洛阳，然而带领西部各路人马亲征，以图复兴。由于开封尹的反对，钦宗未采纳这一建议，并借故罢了他的职。京城不守，钦宗到金国元帅大营去谈判，唐恪预见到这是失策。二年正月，钦宗又去金人大营，唐恪再次反对，仍未被采纳，结果徽、钦二帝被金人掳而北去。金人逼迫在京城内的百官拥立张邦昌为帝，唐恪未反对，在推戴状上签名后服毒自杀。

《宋史·唐恪传》

原文

唐恪，字钦叟，杭州钱塘人。四岁而孤，闻人言其父，辄悲泣。以荫登第，调郴尉。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，吏执其邻人，抑使自诬，令以为信。恪争之，令曰：“否将为君累。”恪曰：“吾为尉而盗不能捕，更俾亡辜死平？”躬出访求，夕，若有告者，旦而得尸，遂获盗。知榆次，县豪子雄于乡，萃逋庇奸，不输公赋，前后莫敢诘。恪以理善晓之，悟而自悔，折节为长者。最闻，擢提举河东常平、江东转运判官。

大观中，牂牁内附，召为屯田员外郎，持节招纳夷人。夷始恫疑，衷甲以逆，恪尽去兵卫，从数十卒单行。夷望见欢呼，投兵听命。以奉使称职，迁右司员外郎、起居舍人。迎辽使还，言河北边备弛废，宜及今无事，以时治之。徽宗壮之，曰：“非卿谁宜为者。”命为都转运使，加集贤殿修撰。中贵人称诏有所市，恪不答，愤而归，中以他事，降直龙图阁、知梓州。

历五年，徙沧州。河决，水犯城下，恪乘城救理。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，恪报水势方恶，船当以备缓急；沧为极边，兵非有旨不敢遣。昌龄怒，劾之，恪不为动，益治水。水去，城得全，诏书嘉奖。乃上疏请暂免保甲、保马呈阅及复诸县租，等第振贷，以宽被水之民。未报，悉便宜罢行之，民大悦。

进龙图阁待制、知扬州，召拜户部侍郎。京师暴水至，汴且溢，付恪治之。或请决南堤以纾宫城之患，恪曰：“水涨堤坏，此亡可奈何，今决而浸之，是鱼鳖吾民也。”亟乘小舟，相水源委，求所以利导之，乃决金堤注之河。浃旬水平，入对，帝劳之曰：“宗庙社稷获安，卿之力也。”恪再拜，因上疏言：“水，阴类也，至犯京阙，天其或者以阴盛之沴儆告陛下乎？愿垂意时事，益谨天戒。”

宣和初，迁尚书，帝许以二府。为宰相王黼所陷，罢知滁州。言者论其治第历阳，扰民逾制，提举鸿庆宫。五年，起知青州；未行，召为吏部尚书，徙户部。复请外，以延康殿学士知潭州，请往钱塘扫墓，然后之官，遂改杭州，

靖康初，金兵入汴，李邦彦荐之，拜同知枢密院事，至则为中书侍郎。时进见者多论宣和间事，恪言于钦宗曰：“革弊当以渐，宜择今日之所急者先之。而言者不顾大体，至毛举前事，以快一时之愤，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。京、攸、黼、贯之徒既从窜斥，姑可已矣，他日边事既定，然后白道君，请下一诏，与天下共弃之，谁曰不可。”帝曰：“卿论甚善，为朕作诏书，以此意布告在位。因赐东宫旧书万卷，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阁，力辞之。

八月，进拜少宰兼中书侍郎，帝注礼之甚渥。然恪为相，无济时大略。金骑再来，邀割三镇，恪集廷臣议，以为当与者十九，恪从之。使者既行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，辄谕止令勿前，皆反旆而去。洎金兵薄城下，始悔之，密言于帝曰：“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，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。今宜举景德故事，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，连据秦、雍，领天下亲征，以图兴复。”帝将从其议，而开封尹何栗入见，引苏轼所论，谓周之失计，未有如东迁之甚者。帝幡然而改，以足顿地曰：“今当以死守社稷。”擢栗门下侍郎，恪计不用。

从帝巡城，为都人遮击，策马得脱，遂卧家求去。御史胡舜陟继劾其罪，谓“恪之智虑不能经画边事，但长于交结内侍，今国势日蹙，诚不可以备位。”乃以观文殿大学士、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罢，栗代为相。

京城不守，车驾至金帅营，恪曰：“计失矣。一入，将不得还。”既而还宫，恪迎拜道左，请入觐，栗不可。二年正月，复幸，恪曰：“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？”及金人逼百官立张邦昌，令吴开、莫俦入城取推戴状，恪既书名，仰药而死。